“白虹贯日”到底还是不如四个轮子的现代科技产物跑得快,骆闻舟同志臭美了一早晨,不幸光荣迟到。
不过在这方面,骆闻舟乃是惯犯,晚个十几二十分钟,还不足以激起他的罪恶感,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十分坦然地接受众人的注目礼:“早啊,孩儿们,吃了吗?”
注目礼染上了一层期待的柔光,饥饿的群众饱含深情地看着他。
骆闻舟空着手“哈哈”一笑,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吃了。”
含情脉脉的目光立刻黑化,原地化作仇恨的利箭,恨不能把骆闻舟楔在地上,再踏上一万只脚。
不过随后,楼下食堂紧跟着送上来几笼刚蒸好的小笼包,得知这是骆队刷卡买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又稳定了下来,骆队又重新成了大家的好队长。
郎乔一边给大家分包子,一边问:“老大,你又起晚了是吗?”
“没有,”骆闻舟用状似很随便的语气说,“早晨我车让人开走了,骑车过来的。”
骆闻舟没有拿爱车当小老婆的毛病,在这方面颇为大方,便衣探访、不方便开公车时,经常会“私车公用”,还会偶尔借给穷鬼同事相亲用。然而这句话的重点不在“借车”,而在“早晨”。
有好事的同事探头问:“谁一大早开你的车啊,骆队,昨天晚上家里有人吧?”
骆闻舟欲盖弥彰地一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享受起“群起而哄之”的特殊待遇,完事他还要得便宜卖乖,真显摆假抱怨地来了一句:“裹什么乱,我这喝了一肚子西北风还没消化呢,唉,这种时候就觉得,单身狗也有单身狗的好处。”
众人听了这番话,嘴里的包子忽然有点不是滋味,虽然填饱了肚子,依然有点想揭竿而起,弄死这个贱人。
骆闻舟心满意足地收获了一把死亡视线,打开自己的电脑,登陆市局的“移动办公系统”。
自从上次出了跟踪杨波的刑警身份泄密事件,他就养成了没事登陆看一看的习惯。
“对了,老大,昨天行政的王主任说,快年底了,局里打算做个普及安全教育的宣传片在公交地铁上放,让咱们队出几个人。”郎乔说,“要形象好一点的。”
“告诉老王,我手下是本市公检法系统第一秧歌……不,模特队,让他过来随便挑,看上哪个直接领走,我们卖身不卖艺……”骆闻舟伸了个懒腰,随手把页面往下拉,“哎,什么情况,怎么熊孩子离家出走的破事也推送到我这了?”
这套移动办公系统全称太长,于是大家给它起了个艺名,叫做“打卡器”,系统设计理念其实很先进,是全市范围内联网的,只是没有经过强制性推广,功能又和本来就有的公安内网有诸多重合,诞生得很是多余。于是它和市局每年举办的无数场不知所谓的活动——诸如没人看的宣传雷片一样,都成了“面子工程”。
除了出外勤时要记挂着“打卡器”这个形式主义的小累赘,其他人基本也就是在写年底总结的时候,才会一窝蜂地登陆查询自己的工作记录。
骆闻舟的权限比较高,除了能查询市局刑侦队所有人的出勤情况以外,他还能看见各区分局刑侦部门目前都在干什么。如果各区分局与街道派出所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需要转交上级,他们也会事先备份简单信息,在走程序前推送给相关部门负责人。
可是此时推送到他面前的这案子着实有点“鸡毛蒜皮”——是一起中学生集体离家出走事件。
本市有一所初高中一体的私立学校,名叫“育奋中学”,育奋中学是封闭式管理,学生们都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趟,这礼拜却有几个高一的学生趁夜从学校里翻墙跑了,其中一个学生还给老师家长留了封信,交代了出走缘由,无非也就是“压力太大”、“孤独没人理解”之类。
骆闻舟看完,十分莫名其妙:“我说,下一步咱们的工作重点是不是就得变成寻找走失金毛犬了?”
燕城的公安系统一般是这样的——类似自杀、事故、寻人之类的案件,由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处理。如果民警介入后,发现事件比较复杂,需要配合专业的刑侦手段,就会报到所属区县分局的刑侦队。
一般只有那些跨越了行政区,或是影响非常恶劣的大案要案,才会惊动市局。
郎乔溜达进他办公室,探头一看:“哦,这个事啊,我知道,首先这件事跨区了,而且据说还申请了网警协助,不是一两个派出所能解决的事,协同作业的部门比较多,可能是推送的时候没仔细看,顺手把市局也钩上了。”
陶然奇怪地问:“寻人找网警干什么?这帮熊孩子离家出走去网吧啦?”
“不是,因为领头那孩子留下的那封信在网上火了,”郎乔打开手机上的社交媒体给他们看,“还有好多人转发,现在的孩子都离不开网,万一在哪看见了,可能会抑制不住虚荣心回复,到时候能第一时间定位到人。”
骆闻舟扫了一眼:“这都三天了,人还没找到?”
青少年离家出走和儿童走失不是一回事,出走的是高中生,十四到十六周岁不等,男女都有,因为是自发结伴走的,碰上什么危险的概率也不高,而且毕竟年纪小,比较容易追踪,往往很快就会被逮回来。
当然,更常见的是钱花完了,熊孩子们不等被找到,就自己乖乖滚回来了,三天还没找到人,着实有点不太正常。
“谁知道跑哪去了,”郎乔一耸肩,“想我年轻那会,每天都忙着早恋,从来没时间搞这种幺蛾子难为老师家长……”
“对,你肯定也没时间读书。”骆闻舟翻了个白眼打断她,“三岁看老,你也就这点出息——快别贫了,准备开会!”
这是在大半年非人的工作强度后,市局难得清闲的一段日子,骆闻舟懒洋洋地主持了一个玩手机……不,思想学习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陶副队用平铺直叙的声音念催眠的学习材料,中老年同事们交头接耳抱怨孩子不好好学习,小青年们由骆队本人身先士卒,在会议室里开了个团,现场刷boss。
要是每天都能像这天一样就好了——整个燕城笼罩在冰天雪地里,大家打着哈欠上班上学,公安系统冬眠在宁静的会议室里,手头最大的案子就是一伙高中生离家出走。
手游里的boss被轰了个四脚朝天,骆闻舟跟周围一帮人挤眉弄眼,在会议桌底下互相拍手。同时,他心里又忍不住走了个神,心想:“费渡那会在学校里干什么呢?”
那时候他妈刚死,他又有一个说不清楚的父亲,十四五岁的孩子,连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跟人说,心事重得千斤顶都扛不起来,他听得进老师讲课吗?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惦记着自己要考哪一所大学吗?能无忧无虑地沉迷于早恋吗?
“老大,又开一盘,快点加进来。”
骆闻舟回过神来,重新端起发烫的手机,感觉费渡可能是有毒,见缝插针地要跑到他脑子里来骚扰一番,甚是烦人。
比窦娥还冤的费渡此时对自己的“罪行”毫不知情,他轻车熟路地开车去了燕公大。
潘云腾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三下,他抬头应了一声:“请进。”
市局重启“画册计划”,白老师的丈夫潘云腾就是燕公大这边的负责人,也是费渡的临时导师——费渡原定的导师在开学前突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进修机会,着实机不可失,于是几经疏通学校的关系,把费渡换到了潘云腾手下,让他“机缘巧合”地开始跟进“画册”项目。
“费渡?”潘云腾见他愣了一下,“你怎么这就出院了?快坐。”
费渡住院的时候,潘云腾和白老师夫妇当然也去医院里探过病。他这会脸上仍然带着明显的病气,脸颊苍白,衣服也比平时厚了三分,下楼时感受了一下燕城严酷的冬天,被车载空调用热风对着吹了一路都没能暖和过来,直到这会手还是僵的。
他道了谢,从潘老师手上接过一杯热饮,捂在手心里好半晌,烫红的手指才有了几分活气。
“不需要后续治疗,在医院住着也没什么用,再说住得也不舒服,还不如回来慢慢养,”费渡说,“再说我怕再躺,一个学期就过去了,您让我留级怎么办?”
“说正经的,你也是,”潘云腾没回应他这句玩笑,严肃地说,“一线刑警偶尔遇上危险还可以理解,可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一个调档做文字整理的学生也能赶上这种事!”
“巧合,当时市局公车不够,正好借他们用车嘛,”费渡十分放松地靠在椅背上,“我听说骆队为了我这事写的检查都够集结出版了?这事就算揭过吧――老师,我交的作业您看了吗?”
潘云腾瞪了他一眼,从电脑上调阅出他交的论文,他办公室有个电视,潘老师专精学术,不苟言笑,即使偶尔放松,看得也是法制频道——费渡进来之后的这会功夫,电视上正好在播《乡村警察故事》,讲一个妇女出走后死在路边,旁边有急刹车痕迹,当地派出所很快找到了肇事车辆,肇事司机承认自己深更半夜醉酒驾车,从死者身上碾了过去。
可偏偏死者身上没有撞击痕迹,死因仿佛另有隐情。
费渡也没看见前因后果,只是电视节目渲染的氛围又诡异又森冷,好像藏着什么大阴谋似的。
潘云腾大概是嫌吵,抬手关了电视。费渡在转椅上转了一圈:“人是撞死的,还是死了以后再被车碾压的,法医很容易鉴别吧?这种所谓‘阴谋’有什么意义?”
“要是之前整理的那些卷宗你都仔细看了,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并不具备足够的常识和智力,”潘云腾一目十行地回顾着费渡的论文,头也不抬地说,“有些完全是一时冲动之下的激情杀人,还有一些十分愚蠢,凶手甚至会相信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企图糊弄当代刑侦手段。真正棘手的犯人非常凤毛麟角——唔,群体性趋势,‘趋势’这个词用得很微妙,你为什么想写这个题目?”
“因为您说得对,除了在一些相对偏远地区,想要躲过当代刑侦手段是很困难的,往往也更挑战人的心里承受能力,但群体性犯罪则是另一回事,有时候成员可能根本不认为自己参与了犯罪活动,”费渡说,“越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就越是容易催生出畸形的群体,比如监狱、偏远山区里买卖人口等。当然,开放的地区同样有可能,只是成本也会比较高。”
潘云腾看了他一眼。
费渡脖子上还挂着围巾,微笑藏了一半在围巾里,说出了他的来意:“老师,最近的三起大案都是群体*件,能不能在画册里专门做一个专题?”
潘云腾的眉高高地挑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联络人是他自己指定的,潘云腾几乎要疑心费渡是别有用心。
费渡低声解释:“我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
“我考虑一下。”潘云腾冲他摆摆手。
费渡也不纠缠,冲他一点头,起身告辞,同时不太担心对方会不答应――如果真是那样,反正他也有办法让现在的联络人因为一些意外退出项目。
希望运气好一点,他的论文能说服潘云腾,否则非要动用非常规的手段,对伤患而言也是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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