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同样也收税，还是原来的制度，只不过相对容易一些。

太平道信徒，被洗脑严重，交税不能说很乐意，但是也不会抵抗。

税收的钱很多，是势力发展的根本。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在割韭菜，剥削底层人民。

作为一个从底层杀上来的屌丝，韩星河感同身受，不由的多言了几句。

“其实，我并不愿意收百姓的钱，为太平道搞建设，交税，儿子还要参军卖命，已经很可怜了！”

“就这六年，跟着我们战死的人，数不胜数！”

“刚开始，我只是想搞钱，为了打胜仗，吹过的牛逼不少，什么振兴太平道，建立和谐共生的社会，让所有人后代子孙无忧无虑...

“付出了那么多生命，就不得不继续下去，兑现承诺，不然都睡不安稳！”

听完这话，刘誉笑的合不拢嘴，因为有的话，他也听过。

“上位者画大饼是应该的，不然下面的人哪来的动力奋斗啊！”

“关键是，你吹的太大了，我就从来没相信能成功过！”

“别说全天下，单说青州都好多人，以后会更多，一直打仗，一直缺钱，经济很难起来，你的承诺只是个遥不可及得理想！”

坦白了说，还真是这样，人人平等，富裕幸福，算是一个伪命题，能实现这一切的只有人工智能。

放东汉末年，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完全不可能。

每个人生来都不一样，欲望，性格，思想都不同。

人性决定了一切，有的人就是懒，有的就是勤快。

有的天生聪慧，有的天生平庸，付出多少都同样的生活，难免让人心生不公。

总有人会上位，过的更好，放任成长，又是一个个大家族。

说白了，很多理想的东西，只是把所有人卡在同一个平面上，过着同样的生活。

不止是难，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优秀的人在压迫，同样会有反抗，无穷无尽。

良久，韩星河突然又说道:“我们不仅缺钱，还缺人口啊，一直打仗下去，迟早无兵可用！”

也这是个大实话，搞钱还行，去偷去抢去骗，都没问题，可这个人口...总不能也靠抢吧！

刘誉没有马上回复，而是双手抱在胸前，望着远方沉思。

“我觉得人口问题和税收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

他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细想一下还真是有关系。

税收是一个国家运行下去的根本，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在税收上面下足了功夫。

古代百姓的生活犹如过山车一般。

遇到明君减免赋税的话，日子就过得好一点，若是遇到一个昏君加重赋税，那活下去都很艰难。

所以老百姓世代都在祈祷着天下能够太平一点。

各朝建立之初，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一般都是效仿前人的做法。

大部分都是朝廷中央给每个地方分配有一定的税额，由地方官在当地进行征收。

税法如果根据贫富规格来征税，久而久之就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他们勾结官吏巧立各种名目向百姓们征收赋税。

官吏们为了升官发财，就不断地横征暴敛，百姓们承受着严重的苛捐杂税。

明朝时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进一步改善了民间的赋税风气。

这种方法是将丁银分摊到田亩当中，丁银还是从西汉延续下来的“人头税”。

这个方法实施后，人口和粮食各占一定的比例。

税法推行之后，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于社会进程是有益的。

但是一条鞭法依然是为封建上层社会服务，它也是在专业政权和地主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

所以一条鞭法即使有所改良，但依然跳脱不开土豪乡绅们的圈子。

以至于这种改良所达到的效果显得非常微弱。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条鞭法针对的仅是劳苦大众，那些地主却除外。

这是大部分王朝对乡绅士族的一种拉拢政策。

朝廷规定豪绅地主具有免除赋税的权利，不仅是他们的家人，就连府上的奴仆都是不用交税和服徭役的。

现在的东汉，就是如此，各地士家，皇室亲王，全部免税。

久而久之，贫富差距就开始凸显，有钱有闲的不用交税，反而累死累活的劳苦大众要被征税去养活整个国家。

这也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如果收成好的话还勉强过日子，要是有个天灾人祸，那简直会被逼上绝路。

他们有些人手握着少量的土地，但却被巧取豪夺地征收税款，一年到头没得一顿饱饭。

他们宁愿将手里的土地献给乡绅们，去给他们当佃户，以此来逃避高额的赋税。

如此一来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朝廷能从农户手里收上来的赋税越来越少，导致国库一直亏空。

再加上有些农民被逼落草为寇，内忧外患之下，朝廷就连拨款镇压的钱财都没有。

黄巾起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人头税这玩意还是清朝时，康熙优化的。

康熙五十二年，他颁下一道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即规定每户以当年的人口数来征收丁税，此后一直固定这个税额，即使家庭有新成员也不再增加。

这种方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废除了自西汉以来都要缴纳的“人头税”。

这样就给百姓减轻了极大的负担，此政策的成效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人口突破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40%。

雍正时期，他在康熙的“永不加赋”政策基础上，面向全国推行“摊丁入亩”。

即彻底废除了“人头税”，改为征收田赋。

这样农民再也不用负担人丁的税收，自身轻松了很多。

政府清查各地的田亩进行上报，按照每户所占田亩的比例来均摊赋税。

最重要的是优待乡绅的政策到这里算是彻底结束了。

他们也跟其他农户一样，按照田亩的多寡来缴税。

这个政策的落地实施，可以说能让乡绅们集体跳脚，他们享受了很久的免税政策，到清朝不管用了。

不过对于广大劳苦大众来说是一件大喜事，那些田少和无田的农民负担就减轻很多。

随着“人头税”的废除，政府也不用整天盯着哪家哪户添了新丁，朝廷对户籍的控制就松了很多，从而解放了生产力。

一些农民或者手工业者可以自由地迁徙和出卖劳动力。

农民摆脱了人丁徭役的负担，不用再将自己捆绑在土地上。

民间社会流动人口也随之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市场的繁荣，盛世的由来就是如此。

摊丁入户，此举卸下了穷人身上的枷锁，同时也斩断了地方官员的生财之道。

各种巧立名目的罪行都会被严厉查处，对地主和贪官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由此可见税收制度是国之根本，做得好就利国利民，做得不好便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最终引发了国内的暴乱，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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