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4日，中国驻德国公使叶林的汽车前插着中华民国的小旗，行驶过柏林的街道，小旗迎风招展，彰显着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的身份。

汽车经过克罗尔歌剧院的时候放慢了速度，叶林饶有兴趣的看着歌剧院外里三层外三层身穿土黄色制服的冲锋队，这些人也看到了叶林，为首的几名冲锋队的头目立刻领着部下站到歌剧院入口处，准备随时应看似要在歌剧院门口停下的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汽车。

叶林没让停车，虽然她很想进入克罗尔歌剧院看看热闹，不久前的国会纵火案之后，克罗尔歌剧院就成了国会临时会场。在这里，希特勒用尽手段，想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的支持，通过《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这个法案中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授予纳粹党无限的权力。

德国魏玛政府的议会允许旁听，而当下冲锋队对临时会场的包围，让叶林想起袁世凯当总统时期发生的事情。袁世凯为了获得大总统的地位，将议员们关起来，不通过就不能吃饭，不让出去。眼前的纳粹党应该是看不起袁世凯的，但是所作所为其实没什么区别。

叶林曾经随着东北军出关，亲眼见到过何锐政府摧枯拉朽般解决军阀，弹指间统一中国。从何锐1915年带了50人抵达东北开始，到1925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满打满算不过10年。同样是10年，叶林并不欣赏小胡子现在搞出来的动静。

叶林说道：“回去。”同时打开了车载收音机，准备收听一下有没有关于德国国会投票的直播。让叶林失望的是，根本没有直播，小胡子还是搞了逼迫式投票，甚至不敢让德国人民听到他的手段。

失望啊！真令人失望！叶林对小胡子的评价又低了一点。

在克罗尔歌剧院里，纳粹党派遣了大量冲锋队员监视与会议员。全部共产党员被剥夺了所有权力，不得参与投票。德国右翼完全支持希特勒，亲纳粹的德国上层游说德国中左翼政党议员，冲锋队则以各种威胁的方式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社民党主席奥托·韦尔斯明知道事情不可为，依旧独自挺身而出与希特勒辩论。

“前天，希特勒总理先生在波茨坦发表了一份宣言，我们已经都听过了。他说：“有人幻想这个世界上存在永恒的赢家和永恒的输家，因而才出现了疯狂的赔款要求，造就了世界经济的灾难。”这份声明不仅适用于外交，也同样适用于内政。没错，正如总理先生所说，没有永恒的赢家、也没有永恒的输家。这种想法纯属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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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先生的话让我们想起了1919年7月23日国民议会上的一段讲话：“我们无力抵抗，但没有丧失尊严。诚然，敌人想要夺走我们的尊严，但他们终究会引火上身。在这场全球性悲剧中颜面扫地的不会是我们。我们至死都相信这点。”

纳粹党成员们立刻聒噪起来，“这是谁说的！”

希特勒也不知道社民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引用的是谁的话，不过希特勒也不在意。魏玛共和国建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在这15年中，魏玛共和国把德国人民折腾成了赤贫。现在的人民对于政党政治已经没有了任何兴趣，不管那些政党如何巧舌如簧，说出过多少次看似非常有道理的话，德国人民普遍赤贫的现实是任何言语都无法否定的现实，

社民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却没有任何畏惧，他朗声答道：“这段话出自停战最后期限之前四小时，时任社民党政府代表德国人民向全世界发表的宣言。其目的是阻止敌军继续推进。对于总理先生的演讲，这份宣言是一份宝贵的补充。”

纳粹党人们听到这话，就如希特勒所预料的那样，一起发出一阵嘘声。

奥托·韦尔斯当然知道希特勒有恃无恐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德国人民已经完全不相信政党政治。既然本就不相信，支持政党政治的人说什么都没用。但奥托·韦尔斯依旧不愿意以跪舔的姿态迎接灭亡，他继续说道：“纳粹党的先生们自称，他们发动的是一场民族革命，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就目前而言，他们的运动同社会主义唯一的关系，在于他们竭力摧毁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两代人以来，后者一直奉行社会主义理念，并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如果纳粹党仅仅想要实施社会主义法律，他们根本不需要授权法案。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他们。他们提出的一切符合工人、农民、白领、公务员和中产阶级利益的动议，即便不是全员赞成，也能得到压倒性支持。”

台下的纳粹党徒们此时又发出一阵嘘声，这并非是纳粹党被揭发“放弃了社会主义”而恼羞成怒，而是奥托·韦尔斯的负隅顽抗引发了他们的厌恶。

面对铺天盖地的嘘声，奥托·韦尔斯只觉得如释重负。他终于说完了揭露希特勒背叛了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至于其他的，就已经不那么重要。奥托·韦尔斯觉得自己尽力了。

叶林的车刚开回到公使馆，收音机正在播放的德国国家广播电台节目突然被一阵激昂的军乐声打断，叶林本想下车，此时又关上车门，稳稳坐在座位上。

“最新消息，国会以444票赞成、94票反对通过《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只要经过兴登堡总统签署，该法律立刻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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