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性善阐明主张的时候，李志刚、吴云提笔记录着什么，在陈性善坐下之后，两人将纸张传给了夏元吉，夏元吉扫了两眼之后，微微点头，便站了起来。

“陈侍郎所言看似在理，然则细细品之，问题极大。既然陈侍郎与张司业都认为四书五经应为主干，那夏某就很想知道，一日三餐，空有米饭馒头，却无百菜飞香，可有食欲否？树木空有主干，而无枝条，可活否？日月为主，若无星辰点缀，夜空可明否？”

夏元吉呵呵笑了一声，然后对众人说道：“我等主张革新国子监课业，引百家入国子监课业，其目的并非夺四书五经之主位，而是意在百味入口，枝繁叶茂，星辰漫天。”

“诸位监生是朝廷未来之精英，可若只遵循四书五经，进入朝廷可便寸步难行。若日后你们进入兵部，便需懂得军制、训练、征调、镇戍、边防、仪仗、禁卫、驿传、厩牧、军械、符勘等学问，若进入户部，便需知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财政等事宜。”

“试问诸位，为官之道，治国之本，岂仅存于四书五经，而不涉百艺百家？若朝廷委派调查民情，农夫要与你谈论肚子的问题，而你却与农夫谈论孔夫子，岂不是贻笑大方？故此，接纳杂学，方可与农说农事，遇商谈利事，遇匠论技艺。”

众多监生反复思索着陈性善与夏元吉的话，似乎每个人都说得有道理，陈性善讲得没错，可夏元吉说得也不算错。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为何却似是而非，对错难论？

到底是谁正确？

谁又是错误的？

众人迷茫。

便在此时，三席毛亨泰站了起来，喊道：“国子监课业繁重，学生日以继夜，不过是为研读四书五经，至此犹然难出大儒。若再引杂学入课业，岂不是分身乏术？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况于众监生而言，学百家杂术，又何用处？夏侍郎所言之人，并非是朝廷官僚，只是胥吏罢了！我等为官，只需坐镇中堂，指挥胥吏，而非亲涉一线寻农问商。胥吏精通百家，听中堂调派，自可完成治国之任务。为何我等要学百家咋杂术，浪费韶华岁月，空耗精神？”

“便以吏部而言，为官只需谨守本心，为国为君，以圣人准则约束言行，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自不会出错。各种所行，哪里用得着百家杂术？”

朱允炆听闻毛亨泰的话，微微皱眉。

这个家伙的话虽然不好听，却都是大实话。

确实，很多朝廷官员要么坐镇中堂发号施令，要么在后堂收受贿赂，出一趟门，不是为了直接利益，便是为了间接利益，几乎没有细究过胥吏的政策执行问题。

胥吏见中堂坐着的那位虽然不瞎，但眼里只有黄白之物，自然知道怎么办事，只要用黄白之物把那双眼给盖住，那自己做什么，他都会看不到。

这也是胥吏危害底层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很多官员的这种思想，导致官员水平明显弱于胥吏水平，一些专业的操作，都是胥吏在干，就算是把账本交给官员，官员也未必能看出其中猫腻。

因为，他们满肚子的都是墨水，却写不出“农商”二字！

“上次京察与监察御史考核，是什么时候？”

朱允炆看向解缙。

解缙心头一惊，顿时明白了朱允炆的意思，连忙说道：“是在洪武三十年。按制，应在明年进行京察与地方官员考评。”

“科举落定之后，进行京察与地方官员考评。”

朱允炆沉声说道。

解缙凝重地点了点头，道：“臣遵旨。”

台上，杨士奇站了起来，这是杨士奇自地方进入京师，进入翰林院，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的人，但他却没有半点怯懦，而是尤为老成庄重。

杨士奇施礼后，高声道：“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此乃孔子之言，本人认为，毛侍郎便是那‘不知而作之者’，毫无根据，以自身狭隘所知，作天下之理，狂妄立论。”

“在下久在地方，游历多省，深知为官者，若不能以才胜过胥吏，那胥吏必隐而行之，盘削万民！敢问如此之山河，到底是官说话，还是胥吏说话？”

“以杂术入国子监课业，乃是为监生入朝为官，坐镇中堂时，不为胥吏所瞒，所欺！难道诸位日后为官，只想在中堂之上威风，却不闻不问百姓之疾苦、之哀嚎？”

“便以国子监监生胡浚所报，一小小小粮长便可破农户之家，吞其家财，掠其子女！那胥吏手握权力，又如何不会如此行事？那县衙知县在做什么？在收钱！四书五经教导出来多少伪君子？为何没有整肃人心，为何没有赢得民心？”

“归根到底，在于信念不坚，在于才能匮乏，在于百艺不同，在于杂术不明！若以百家杂术入国子监，通晓胥吏玄机，肃查清澈，缘何会出现如此人间悲剧？！”

杨士奇说完，便坐了下来。

国子监监生都听说过胡浚，这是国子监最富有名声的监生之一，以一己之力推动国策施行的人，也是一个影响了大明无数士绅利益的人，是一个注定要留在史册之上的人。

杨士奇说的事，监生也都听闻过，除了义愤填膺，痛恨知县之外，并没有想太远。可杨士奇一番话，让这些监生不得不思考：

那些通读四书五经的人，为什么会是伪君子，是贪官污吏？！

圣人错了？

不，圣人没有错。

那四书五经错了？

不，四书五经也没错！

那是谁错了？

人错了！

知县错了，监生错了，天下的读书人都错了！

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

老而不教，死无思也；

有而不施，穷无与也。

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也。

孔子能闻于四方，昭于诸侯，凭借的便是其“博学”、“善思”、“自律”、“知新”……何曾否认过百家杂术？

只识圣人言谈，却无圣人行举，如何能成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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