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虽死，风波未停。

都察院御史、朝廷六部主事、给事中等纷纷上书，要求朱允炆严惩谋逆臣子，迁罪周王家眷，用族刑以昭天下。

族刑，即全家族，乃至整个宗族的死刑制度。

夷其三族，诛灭九族，都属于族刑的范畴。

当然，这些官员提出族刑并不是打算干掉老朱家所有人，而是想让周王府付出更大的代价，以惩罚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朱允炆看到这些奏折，只冷冷地丢到了一旁，一句话都没说。

族刑起源于上古时期，本就是没人性的时代，当时赢了杀掉对方全家，是为了省一口饭吃。

到了周朝，法制观念的水平是相当高了，提出了“明德慎罚”的理念，反对“罪人以族”的株连，主张“罪止其身”。

这与后世法律几乎是没啥差了。

只是后来礼崩乐坏，春秋争霸，灭族、灭国都成习惯了，“三族刑”才变得司空见惯，便一直流传下来。

很多人认为族刑就是全灭，什么老弱妇孺，鸡鸭狗兔，一个不留。

其实这种认识不完全对，比如在隋朝时期，其《开皇律》规定：“谋反，反逆者，本人与父子兄弟斩首，家口没官”。

就是说，如果谁谋反了，只杀掉他本人与父子兄弟，他的母女妻妾姐妹与旁系男性亲属，那都是可以活着的，不过沦为官府的奴婢罢了。

《唐律疏议》规定：

凡谋反，谋大逆者，无论首从，皆斩，其父与年十六岁以上子绞，年十六岁以下子以及母女妻妾，兄弟姐妹没为官奴婢，家产没收。

所以在唐代谁想要造反，最好是趁孩子还没满十六岁的时候去干。

说来滑稽，元朝是唯一一个没有族刑制度的朝代……

别不相信，虽然元朝不咋滴，加上不是汉族人，但元朝的刑罚却是很宽松的，原因很简单：

他们不太懂法，也不重视用法律解决问题……

元朝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简单，族刑神马的，太低级了，他们用的是屠杀……

朱元璋认为元朝是“宽失天下”，在大明律法上用“重典”，什么剥皮、宫刑、三族刑都冒了出来。

朱允炆打心底不认可族刑，这种不人道的酷刑太过黑暗，再说了，干掉周王的影响已经够大了，再把朱有炖、朱有爋这些根给除了，保不齐燕王、代王等人为了避免哪一天自己不被“族刑”，到处闹腾。

但朝臣有理有据，总这样三番五次上奏折，朱允炆也烦了，加上朱有炖、周王妃存在包庇属实，便将其贬为庶人，留置京师，同时下旨收回周王封地，将其田地发卖，这才止住了风波。

至于朱有爋等王府其他人，则悉数安置在了京师周王府，禁足一年。

这一日，大明迎来了一场特殊朝会。

朱允炆并没有处理朝政，也没有让官员奏禀具体事宜，而是让所有官员思考一个问题，贪腐为何屡禁不止？

“大明开朝以来，贪污横行，刑狱盈满，太祖治理三十年，未治根本。如今朕欲行清明之治，禁绝贪腐，尔等悉心思虑，贪腐由何而生，为何而存，又如何防范未然。”

朱允炆面向百官询策。

对于贪污、腐败问题的治理，朱允炆也是很头疼，在有电话、有网络、有高铁、飞机的时代，这个问题从来都没解决过，在这落后的大明，该如何治贪、治腐？

高薪-养廉？

算了吧，看看大宋朝的那些文官，一个个肥的流油，结果呢，该贪的还是贪，该拿的还是拿。

低薪养廉也被洪武朝证明是行不通。

只靠个人自觉，朱允炆又觉得不太现实，几百两就能收走一个知县，三千两就能搞定一个知府，他们的自觉哪去了？

可不治理贪污腐败又是不行的，所有的州县都是大明的基石，开封府官场塌陷已经够严重了，再继续塌下去，大明这座宫殿就该归入高危建筑了。

“各抒己见，谁若是没有奏对，就不必下朝了，朕有的是时间等！”

朱允炆见众人不说话，便定下了基调。

百官听闻，顿时窃窃私语起来。

礼部侍郎黄冠出班，道：“皇上，贪污腐败之根本，在于本性不坚，没有谨记圣人教诲，食百姓民脂民膏，肥一己之欲。善治之策，应强圣人教诲，修身以报效朝廷……”

朱允炆皱眉，问道：“圣人教诲谁给他们去说？难不成每日登堂入室，先对孔孟行礼，再修身半晌，后行政务？”

黄冠语塞。

董伦站了出来，道：“黄侍郎所言贪腐之人，是食百姓民脂民膏，肥一己之欲，臣以为极是，纵观所有贪腐，皆是因欲而起，因欲而狂。故此，应大兴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以重塑朝廷风气。”

“程朱理学当真能治贪腐吗？”

姚广孝站了出来，反驳道：“程朱理学说到底是一门学问，并不是防贪治腐之要义。臣以为，贪污所起义贪念，但要切断贪念，却需要两把刀，一把刀是朝廷法令，以法明可为与不可为，以令别有罪无罪，另一把刀则是监察，监察缺失，过于轻信一二人之言，是极大漏洞……”

讨论一开，朝堂便热闹起来。

朱允炆在群臣言语之中，找寻着治理贪腐之道，以确保让皇权不仅能出京，还能抵达各地城邑乡野，不天真的奢求贪腐完全杜绝，但希望底层贪腐能少一些。

“皇上，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治官邪，当重监察，而监察地方之责又在都察院，臣请旨扩增都察院，增加十二道御史人员。”

新上任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德彝肃然道。

朱允炆看着戴德彝，问道：“都察院想要增置监察御史，打算增置多少人？”

戴德彝道：“皇上，监察御史过少，是都察院失职之因。就以河南来论，其有开封府、河南府、卫辉府、怀庆府、归德府、彰德府、汝宁府、南阳府、汝州直隶州九府，而一府之地，又有多县，开封府下辖祥符县、陈留县、杞县、原武县等十七个县。”

“而都察院设十二道监察御史，每一道最多者五人，最少者三人。河南为要地，也只有区区五名监察御史，五人如何能窥见一州全貌，如何能明察一省全貌？臣请每一道监察御史，以府州为准，分设监察御史，以监察之制，遏贪腐之根。”

朱允炆没有说话。

戴德彝的话是有道理的，加大监察力度是防治贪腐的方法。

可是他一张嘴，就要让一百多人的都察院，成为三百余人的大班子。

骤增两百多人，这有点过了。

黄子澄出班，反对道：“臣虽认为监察御史增置可行，然不宜按府州来设，额外增加两百余人，恐会带来不少耗费，且监察御史并非地方官员，而是京师官员，无需长期停驻某地，只其使命完成便可回京。”

戴德彝坚持道：“黄大人，监察御史不过是正七品官，增加两百人朝廷能多支出俸禄几何？若这些御史在地方抓到贪污腐败官员，其所得与家产抄没入了国库，难不成还发不起来二百人俸禄？”

黄子澄领户部，自是知道查处贪污所得之大，开封府中查处所得，就足够养二百监察御史二十年了。

吏部尚书蹇义出班，道：“臣附议戴大人，欲治地方，当行监察，而人员过少，根本无法监察地方，若都察院增置人员，盘查地方问题，臣认为可行。”

朱允炆见蹇义与戴德彝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不由点了点头。

从眼下来看，增加二百余正七品官，增加了朝廷支出，可从长远与大局来看，若他们在地方政治清明上有所为，降低府州县贪污腐败，这将是一笔划算的安排。

再说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都是新上任的，他们打算做点事出来，作皇上的应给予支持。

“既如此，那就依你们所言，按府州来设置监察御史，朕只提一点，监察御史不可常驻一地，一年或半年则需要轮换至其他府州，若无政绩，或勾结地方，欺瞒朝廷，绝不轻饶！”

朱允炆肃然道。

戴德彝拜言道：“臣定管好都察院，不负监察之职。”

眼看已至中午，百官肚子开始闹腾起来，朱允炆才听闻过所有人的奏论，道：“朕细思你们所言，皆有几点相通之处，律法，监察，朕都给你们解决了，但如何坚定初心，为民请命，志在盛世，而非贪图享受，满足一己之私，却无人可说出对策。”

“朕认为，地方官员是否贪腐，很大一部分顺了民间一句谚语，上梁不正下梁歪，归根到底，还是京师朝廷不作为，官员忘了青云之志！要解决此问题，还应抓思想，抓意志，抓本心！由此，朕希望由内阁为首，以翰林院为辅，打造京师官员思想与政治学府！”

解缙、郁新等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

“皇上，何为官员思想与政治学府？”

解缙皱眉问道。

朱允炆解释道：“所谓官员思想与政治学府，便是官员的国子监！只不过在这里，你们修习的将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如何成为一名清廉、优秀、贤能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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