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想起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段对话，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朱棣孙子朱瞻基的。

朱瞻基问老农：“庄稼长得不错，能赚不少钱吧？”

老农回答：“我们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一刻都不敢耽误，即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勉强生活了，哪里还能挣钱啊。”

朱瞻基尴尬，不自在地又问道：“那你们冬天总该能休息了吧？”

老农诉苦：“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来了，比以往更累。”

这个老农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一定也不会知道自己与朱瞻基的对话会代代流传。

朱允炆看着乡野之间的老农，那永也直不起的腰，他们的一辈子，都交给了土地，交给了生存。

谁当家，谁做主，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反正无论谁坐在上面，他们一样是农民，一样要四季耕作，不同的是官吏上门的时候会带走多少东西，就这点区别罢了。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自秦大一统以来，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乱来乱去，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毕竟是少数，地主阶级主导的政权，不太可能站出来主张百姓与农民的利益。

与他们利益无关，帝国更迭又如何？

与他们利益无关，死几个皇帝又如何？

与他们利益无关，剃了头发留了辫子又如何？

不就是种地，活下去！

平日里没有人在乎他们，凭什么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又要求他们在乎，要求他们去死？

崖山的血，怕是百姓最有觉悟的时候了，但自那以后，还有吗？

元末起义的烽火，无数百姓参与其中，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不是为了什么弥勒降世，为了成为王侯将相，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

百姓没有爱国精神，没有集体主义，没有报效大明、死而不悔的觉悟，只是因为没有人在意过他们。

几千年来书写的胜负法则中，只有政治家，军事家，阴谋家……如果非要找出来百姓的位置，那就是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中原文明的兴衰罪过，是儒士在背，是地主在背，百姓只是垫脚石，不需要的时候踩着，需要的时候用力踩着。

所以，古代的历史的创造与延续，更像是统治阶层的手段，而不是某个主义中讲述的人民创造历史。

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毕竟，大地提供了基础，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样的，不是大地说了算，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说了算。

朱允炆看着身体佝偻的老叟，第一次有些怀疑马、恩老师的理论，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认识不足的问题，不管历史的真正主人是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自己是大明的主人。

这个世界到底如何走，朝向何方，不是由这些百姓说了算，而是由自己说了算。

这话虽然有些狂傲，多多少少有点虚无历史主义的影子，但事实就是如此，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皇室与官僚体系的治理，取决于最上层的人如何把控方向，如何决断与管理。

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但却可以如唐宗一般，轻徭薄赋，珍惜民力，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冲动，不轻易扰动民间，不轻易在民间掠取。

一路走，一路思考，朱允炆对于未来的执政方向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帝国。

朝廷不廉政，帝国必多病。

朝廷不给力，帝国不雄起。

官僚治理，依旧是施政的核心所在，也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

朱允炆的思维是发散的，从百业之人到国家兴亡，从爱国教育到历史主角，从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不断补充着自己对大明的认识，不断校正着方向的刻度。

傍晚时，朱允炆并没有入城，而是选择留宿在上塘河边的客栈中，看着夜间依旧繁华，灯火通明的河道，心情颇为舒畅。

薛夏回来了，姚善以差役行为不当为由，将薛夏“请”出了地牢，然后雷厉风行，动作迅猛，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粮行，后将胡忻有关联的店铺一律查抄，扣押账册与相关人等。

与此同时，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调查之中，仵作在“挨打一百棍”与“说实话”之间，选择了后者，供认是牢头刘林指示其作伪证。

看似天衣无缝的事情就这样被撕开了一条裂缝，姚善当即抓了牢头刘林，也不审问，也不说原因，上来就是五十棍，几乎将刘林给送到小树林去。

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刘林，也顾不上什么金钱关系，不等姚善问话，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杀掉王康御史，还给了自己五百两银子当封口费。

到了这个地步，胡忻已无路可走。

事实证明，地头蛇虽然勇猛厉害，但过江龙想要干掉他，还是一脚的事。

胡忻自然是否认这一切，说刘林栽赃嫁祸，没有实际证据，只凭一两个人的口供，怎么能证明是自己杀了王康御史？

办案，即要有人证，还得有物证嘛，二者缺一，敲不成铁案那就不能判刑。

虽然古代都被称之为万恶的封建时代，好像地方第一把手就能一手遮天，说干掉谁就干掉谁，但在明朝都是扯淡，知府连个知县都没有撤职的权限，凭什么无缘无故干掉通判。

除非有铁的证据，或是有朝廷旨意。

可胡忻毕竟是老狐狸，洪武朝时查那么严都没有倒，何况是现在？

就在姚善一筹莫展的时候，安全局插了一脚，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安全局“策反”了胡氏粮行的掌柜胡广财，胡广财被安全局一阵恐吓与忽悠，见胡忻已经不行了，就准备翻身起来捡石头。

胡忻拿出了贿赂账册与名录，将胡忻在苏州府十几年的关系网安全的交给了安全局。姚善收到之后，当即下令捉拿胡忻等官员，然后写成文书，快报朝廷，等待处置。

短短两日时间，原本看似要起惊涛骇浪的苏州，却只出现了一股惊人暗涌，除了苏州府衙门外，竟鲜有人知晓到底发生了何事。

胡忻倒了，连同他在内合计二十六官员，都被弹劾。

朱允炆看着安全局截留下来的文书，有些心惊，胡忻案牵涉到的人不少，除了知府衙门外，还包括了三名知县，五位主簿。

一个小小通判，有能量与如此多人勾结在一起，贪污腐败多年朝廷都未曾发现，可见其手段之隐秘。

“递送京师，交付内阁处置吧。”

朱允炆并没有直接处理文书，虽然这样很简单，但这件事如果不通过京师六部与内阁，谁又能吸取教训，又如何引以为戒？

“可留句话？”

薛夏询问道。

朱允炆想了想，提笔写下一行字：

结党营私罪不可恕，胡忻当弃市，其他按律处置。

所谓弃市，通俗来讲，就是菜市口砍头，公开斩首。

对于这种大贪大恶之徒，朱允炆也不客气，既然古代有观赏行刑的喜好，那就用用吧，虽然可能会带来少儿阴影，但能少几个恶棍，阴影一阵子也没啥。

原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郑治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起来。

郑治汇报：“周登被控入室杀人，然其自称有冤，是为胡忻诬害。”

朱允炆一开始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说道：“有什么冤屈，安全局调查清楚交给姚善处置应该不难吧？”

郑治面露难色，道：“皇上，这件事臣处理不了，姚知府也处理不了。”

朱允炆有些奇怪，苏州府正在整顿，姚善正是用手段立威与清除残毒的时候，什么冤案、错案到这个时候也该清理一次了，还有什么事是他处理不了的？

“何事，讲！”

朱允炆认真起来。

郑治回道：“皇上，周登虽是嘉兴人，却也不是普通百姓，他自称是徽州府歙（shè）县六房之一的户房典史，据他所言，他曾翻阅账册，认为有人对歙县账册动过手脚，导致歙县每年多缴纳九千余石税赋，百姓承压已久，可谓民不聊生。”

朱允炆皱眉，如果是徽州府的事，那苏州府确实是管不了，沉思稍许，道：“徽州府山多地少，产粮不多，我记得前几年整个徽州府税赋不过十六万石，若歙县百姓当真多缴纳了九千余万石，那可是一件大事！”

郑治道：“确实如此。”

朱允炆揉了揉眉心，舒缓着神经，道：“周登可有证据，他又为何落在苏州府？”

郑治回道：“据周登交代，他只是六房典史，一介吏员，并无上奏权限，为了将此事上报朝廷，曾找过徽州府知府衙门，但府衙并没有理睬。万般无奈之下，他便寻机出了歙县，带着证据来到苏州吴县，找自己的好友也就是当时的吴县推官申成。”

“后来呢？”

“后来申成夫妇被害，周登被视为囚犯关入大牢，一关就是三年。”

郑治道。

朱允炆拍案而起，冷厉地说道：“人命关天之事，为何不上奏朝廷！”

郑治一脸委屈，三年前你还是太子呢，太祖爷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哪里会关注到这种地方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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