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因为日元飙升而收获意外之财。

但与坛宫饭庄和天坛公园相比，金利来和皮尔卡顿公司玩儿的可就大了。

金利来的老板曾宪梓对于宁卫民的判断有着极高的信任度。

不惜暂停了对内地北方城市原本一帆风顺的投资，京城、沪海的专营店建设全停下来了。

而且他还把工厂抵押，从港城的银行借贷了一部分港币，竭尽所能把手里可以动用的资金凑到了一千八百万港币。

这笔钱，除了后来他动用一部分去研发拉杆旅行箱的专利之外，其余全部兑换成了日元。

不用说，《广场协定》一出，身在国际金融都市港城的曾宪梓，肯定是宁卫民所认识的人里最先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

立刻吃了颗定心丸，是庆幸无比啊。

紧接着到了9月24日，亲眼看到日本金融市场一飞冲天，日元在汇市一枝独秀，升幅远超其他国家主要货币。

这就更让曾宪梓大喜过望，对宁卫民心悦诚服了。

就连前一阵子因为拉杆旅行箱专利抢注失败，而心生的些许芥蒂也彻底消散了。

因为稍懂金融常识的人能看出来，日元涨，美元跌，这是必然的长期趋势。

别说眼前，日元升值就够弥补曾宪梓投入在拉杆箱专利上的损失了。

如果往长远了看，目标再聚焦于内地，他所能获取的利益更是不可限量。

打个比方，如果日元兑美元能上涨百分之三十，同时美元又能对人民币始终维持强势的话。

到时候曾宪梓就能在内地白落一个生产拉杆箱的工厂，相当于赚了上千万的人民币。

所以这时候他停止对内地的投资，还真谈不上有什么可惜的。

别看内地的商业环境一片大好，出于渴求外汇对海外资本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可架不住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太低啊。

这时候投资内地，其实存在着严重的汇率风险。

像眼下发生的这种情况，那对海外资本来说，在内地赚到的利润就能因为人民币贬值冲掉不少。

所以最好的策略还就是暂停投资内地，坐观等日元上涨，人民币下跌。

直到这种趋势止步或者趋于稳定，再拿外汇输血内地才是最划算的。

正是因此，曾宪梓是越琢磨，越是觉得宁卫民提醒自己囤积日元，实在是一步妙棋，让他满盘皆活啊。

这份大大的人情对宁卫民来说尽管是一句话的事儿，却太值得感激了。

所以曾宪梓现在根本不相信宁卫民在东京能够遇到什么经营阻碍，有什么困难是其克服不了的。

他倒是能百分百确定，宁卫民是商界的绝世奇才。

与其合作永远有钱赚，而且这小子的眼光永远看向更高处，更远处。

一旦等到若干年之后，这小子归国，就是内地能够翻江倒海的一条龙啊。

根本不是皮尔卡顿成就了他，而是应该反过来说，正因为聘请到他，皮尔卡顿在华夏的业务才能发展到如日中天。

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几乎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年纪轻轻的内地青年，是怎么一步步的神机妙算，游刃有余的在商场上驰骋纵横的。

如果说一次的成功是撞大运，那么次次的成功就只能是凭实力了，没有别的解释。

为此，本已经对宁卫民无比重视的曾宪梓，越发的羡慕皮尔卡顿公司能招揽到宁卫民的这份运气。

当然，他也更加重视彼此已经建立起的友好关系，愈发坚定了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个合作伙伴的信念。

要说唯一有所不同的，那就是将从此他对宁卫民的器重，已经不再因为宁卫民是皮尔卡顿高管的身份了，而只是因为看重宁卫民本身的才华和能力。

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下属们下达了新指令，不但要求他们尽快替宁卫民完成申请跨境注册，而且研究拉杆箱制作也会重启。

只不过这次的突破目标是放在拉杆箱的零部件优化与处理上了。

曾宪梓希望能够凭借着先行一步的科研成果来展示出自己诚意，好赚来宁卫民的信赖，争取到较好的合作条件。

皮尔卡顿公司这边的情况也和金利来差不多。

自从被宁卫民拉到国贸大厦的工地一通洗脑，被其画出来的大饼所迷惑，在精神世界中树立了伟大的目标。

邹国栋接掌皮尔卡顿华夏公司的实质大权后，首先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说服掌握财务部门的一把手熊健民，来帮自己梳理公司财务。

好实行宁卫民制定的计划，把公司里所能聚敛的一切财富都拿去换成日元，玩儿一票狠的。

熊建民是邹国栋的老同学，也是公司里除了宁卫民之外，其他高管中唯一知道邹国栋和宋华桂亲戚关系的人。

实际上，他们二人无论是公事上，还是私交上，都走得很近。

完全可以说是莫逆之交，关系匪浅。

因此尽管熊建民一点也不信宁卫民的鬼主意，劝邹国栋不要行险，犯糊涂，轻信宁卫民的蛊惑。

但后来听说宋华桂也知道这件事，并没有表示反对。

而且邹国栋死心眼的认为宁卫民在公司决策的大事上从没无的放矢过，每一次出谋划策，最后都证明了收效甚大，绝不会在这种问题上开玩笑。

他还破釜沉舟当面立下字句，保证这件事自己一个人负全责，展现出了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事儿进行到底的执拗劲。

于是作为最了解邹国栋性情的朋友，熊建民还是被说动了。

为了成全朋友之义，也为了邹国栋描述的梦想，决定豁出去了，支持铁哥们一把。

就这样，接下来的日子里，熊建民就按照邹国栋的意思，开始放出人去加紧催收所有的应收账款。

反过来对于所有的服务商和供应商，则以各种理由，提出了延迟三个月付款的要求。

与此同时，还为了换汇上便利，熊建民去跟国内专门负责外汇结算业务的中国银行，申请了为期一年的二百万人民币。

里外里，这就凑上了一千六百万人民币。

再加上海外客户名陆陆续续打过来的结算尾款，还有新订单的预付款。

有差不多相当于五百万人民币的法郎、马克、美元、英镑等外汇款项。

最终，这些所有的款子，熊建民都通过中国银行按照国内调剂价，兑换成大约十五亿日元。

说实话，这么一大笔现金压在公司的外汇户头上，不能动弹，就相当于自废武功啊。

说熊建民和邹国栋没有感受压力是不可能的，他们日思夜想就在琢磨日元什么时候能升值。

何况与之相比，公司的运作上，所需的资金又相形见绌，连常规开销都紧张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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