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邵树德主要是在上阳宫观风殿（上朝）、丽春殿（写书）、合欢殿（谈判）、神都苑龙鳞宫（打猎）这几处地方活动，十分规律。
他越来越觉得，留在洛阳混日子，也是他对这个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为他制定的各项计划都在稳步推行之中，一步步增强着这个国家的实力。
他坐在观风殿内，听着大臣们上疏言事，仿佛看到了辽东各种乱七八糟的民族在逐渐融合、同化——是真的乱七八糟，汉人、契丹人、奚人、霫人、乌古人、鞑靼人、室韦人、渤海人、高句丽人、靺鞨人、女真人、回鹘人、沙陀人、党项人、安南人以及黔中、云南、剑南诸道的蕃人，甚至就连高昌人都有了一小部分。
这些民族内部其实还可以细分。
比如迁来的安南人，你知道他们都是一样的？显然不可能。
黔中、云南的蕃人就更复杂了。有文明相对先进的，已经掌握了比较不错的农耕技术；有比较落后的，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还有更落后的，向来以采集、狩猎为生。
辽东，几乎成了人种、民族博物馆，互相之间慢慢融合，慢慢趋同，这是过去二十多年间不断发生的事情。
有奚人男子娶了安南女子为妻。
有靺鞨男子娶了沙陀女子为妻。
有乌蛮男子娶了契丹女子为妻。
……
融合到现在，官府都有点傻眼，不知道该怎么登记府兵部曲们的来龙去脉。
邵树德听闻后有点想笑。
要同化一个族群，是在他们本来的居住地容易，还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容易？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移民之后，所有人都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其环境、气候、物产与家乡迥异，语言、习俗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心理上的安全感、归属感就被弱化到了一定程度，族群意识被大幅度削弱了。
更何况，府兵挑选部曲时，官府特意让他们挑不是来自同一地方的人。
比如某人有三户部曲，可能一户是草原牧人，一户来自剑南黎州，一户来自安南某县。你想找同乡抱团都费劲，到了最后，一般还是以某位府兵的部曲来作为自己的新身份，你要抱团，只能与府兵主家的另外两户部曲抱团，等于身份是被重新划分了。
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大伙互相接触，选择“汉儿语”作为唯一通用交流语言，生活习俗互相趋同，你教我这个本事，我教你那个技能，到最后，基本都差不多了。
又因为部曲们把自己摆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事实上地位也很低——府兵主家就是他们的天，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学习主家的生活习惯，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跨度中，一点点褪去自己原本的民族特征、文化元素，开始变得更像府兵老爷这种上等人。
当然，涵化现象也是存在的。
府兵也会不自觉地吸收他们的文化元素，只是多少问题罢了。
几十、上百年后，辽东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定很有意思——这是邵树德人为制造的大型“社会实验”，只是他看不到结果了。
他当然对此持乐观态度。
即便是华夏九州，各地的文化、风俗、习惯也都是有差异的。后世有北方汉族、南方汉族，这个时空不会再整出个辽东汉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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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邵树德坐到丽春殿内，对着书稿不断修改时，又仿佛看到了新朝雅政的稳步推行。
太子南行，最远走到了温州，这会已经在返回洛阳的路上了。
从不断发回的奏疏可以看出，二郎这一次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为什么地主家的傻儿子容易被骗？因为傻儿子的经验是真的少，眼界不够宽阔，如果耳根子再软一点，容易轻信他人的话，那就更完蛋了。
只有极少数经验不足、眼界也不开阔的傻儿子，天赋精通人性，又会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但这种所谓的主动，也只是勉力维持罢了，不懂就是不懂，你即便占了上风，人家都怕你了，你内心之中也不敢确定做的事就一定正确。
邵承节河北、辽东巡视了一圈，又往江南走了一趟，眼界是开阔了。而且他和他爹一样，喜欢不按既定路线走，经常带着亲卫，奔马疾驰数十里，至某处巡视、查访，能得到第一手消息。
大臣们肯定是非常讨厌这样的君主的。但邵二是个武夫，性子骄傲、刚烈，没人能阻止他，一番查访之后，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
二郎认为，南方一户百姓的耕地非常少，家里只有几亩的比比皆是，十来亩都算多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只能精耕细作，提高产量。
以太湖一带为例，他查访了一户百姓，家中只有八亩地，一年收两季稻，亩收两斛出头。
如果在北方，一户人家有三十亩地，不精耕细作——地太多，也无法精耕细作——最终收获的粟麦差不多也就这个数。
因为茶叶的兴起，南方农户闲时去茶场打杂，能获得一笔收入。
因为气候温暖，蚕桑比北方产量更大，且最近十年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方面的收入也不少。
二郎预计，如果天气持续变冷，北方的蚕桑会进一步减产，茶叶会慢慢消失，某些勉强能两年三熟的田地，可能会退化为一年一熟，农户整体收入会渐渐落后于南方。
邵二只提了现象，没说解决办法，但光这点，已经让邵树德十分欣喜了。
儿子看到了经济重心逐渐转移的本质。他没有笼统地归结于战乱，而是具体分析，这就比很多人强了。
事实上，邵树德昨天批阅了一份赵光逢转来的奏疏。奏疏中提到，户部钱监一年铸银元不下二十万枚，绝大部分被来自南方的茶商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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