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但作为政府，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投放市场，缓解钱荒。

“江西九矿监，一年产铜几何？”

“回陛下，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

“太少了啊。”邵树德默默算了算，然后说道。

铸钱是非常费铜的。

唐玄宗那会，最多一年铸造了32.7万缗开元通宝，费铜二百多万斤——算上其他消费，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

但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

比起盛唐，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产量大大增加，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铜则不然。

唐宣宗时，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

五代略微有所下降。

北宋一统后，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已经达到1461万斤，超过唐玄宗年间。

大夏朝去年只产了三百万斤铜，还不如唐玄宗那会。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铜矿历经唐代开采，大多面临储量枯竭、产量下降等严重问题——这还是在新加入了云南、辽东铜情况下的产量，不然还要更低。

如今，必须在广阔的南方想办法了，加强勘探、开采力度。

北宋应该就是大力开采了南方的铜矿，不然绝不可能比唐代产量翻倍。

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卿是榷铜使，诸铜监皆归你管，有些事不能马虎了。老矿要想办法增加产量，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另者，多派人手寻找新矿。江西绝不止这么点铜坑，你们要多用点心。”

“臣遵旨。”

“旧矿增产，可有方略？”

“臣以为，唯有两途。一者多募坑户，二者多用奴工。”

邵树德沉吟不语。

“坑户”就是承包者。多招募坑户，就是把更多的矿坑承包出去的意思，矿监与坑户谈好分成比例，然后派人监管，不再直接参与开矿。

从历史经验来看，承包是比自己直接下场收益更高的方式——当然，税还是不能少的。

使用奴工是另一条增加收益的办法。北方煤矿上其实已经大量使用奴隶了，波斯奴工遍布关北、关内诸道，下坑挖煤，下窑烧砖，下河挖泥，简直无所不能。

还吃得少，干得多，比诸矿监临时招募的本地百姓好使多了。

“先找矿吧。”邵树德说道：“江西、云南二道，不该只产这么点铜。好好做，若立下功勋，朝廷自然有封赏。”

“臣遵旨。”

挥手让榷铜使退下后，邵树德继续喝茶，随后挑了几个饶州官员、士绅过来问话。

茶喝完后，问话也就结束了。

他起身在茶市内仔仔细细转了一圈。

里头大致分为几个区，每个区域由一个行会把持着，出售当地所产茶叶。

行会这种东西，自唐代以来非常根深蒂固了。

彩帛行、帛练行、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水果）、菜子行（种子）、铛釜行（五金）、凡器行（容器）等等，应有尽有。

银行，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是做银器的。

行会制度有利有弊。

好的一面是加强了商品的生产组织、运输流通、品牌建设，一个行会内的成员互相帮助，抱团对抗官府的勒索，在朝廷面前有更大的议价权，如果哪个成员缺钱了，还可以拆借资金助其渡过难关，或扩大生产。

坏的一面是容易形成垄断，强买强卖，虚定高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等。

总体而言，目前是利大于弊的。没有行会，就不可能有目前的商品经济规模，可能一个变乱，就直接让各种产业归零了。

行会是有能力雇佣武夫的，自唐以来屡见不鲜，即便是盛唐时期，都有大量挎刀持枪的商行护卫穿州过郡，朝廷也不管这些所谓的“动乱之源”。

或许是自信，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是懒得管。

邵树德也懒得管。

四十年前，他随军前往河东平定李国昌父子叛乱。战败的昭义军残部劫掠晋阳，一开始很顺利，最后当他们抢到坊市头上时，被“坊市民”杀得溃不成群。

没必要什么都定得死死的，加强监管就是了。藩镇割据一百五十年，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造反成功的，他们也没这个心思。

六月初一，邵树德离开了浮梁茶市，往饶州理所鄱阳县而去。

一路行来，乡野之间满是金黄色的麦田，看着十分赏心悦目。麦田之间，还有部分种满粳稻的水田，稻子长势良好，七月即可收获。

运气不错，又是一个大稔的年岁。南方，越来越成为小冰河时期的“避难所”了。或者，气温降低对他们而言，其实不是坏事。

六月初十，圣驾抵达鄱阳县，邵树德泛舟湖上，欣赏万顷碧波之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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