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尔山东侧的戚继光殚精竭虑，谋划将最广袤的土地以更加先进的手段分封给麾下参与西征的将士。

当然并非分封，实际上划拨土地的方法是建立指挥使司。

等待划拨的土地也并非乌拉尔山以西鸟不生蛋的荒地，没多少人会看得上西伯利亚汗国的土地，明军更在意的是西伯利亚汗国与哈萨克汗国交界，那片纵贯东西的地带。

那里比南方的沙漠有更多耕地，比北方的沼泽更加温暖，气候上更适合人类生存，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条被明军千军万马踏出的道路，掌握这片狭长的地带，就能掌握南北两大汗国。

何况，它有一个难以比拟的便利条件，两个汗国的五金、毛皮、木材等资源，从这一狭长地带输送最为便捷。

九个指挥使司，仅需要九个指挥使司，就能把伊犁都指挥使司与西伯利亚汗国连成一片，尽管它们看起来会承担极大的风险，但这风险长不过一代人。

短时间明军西征的大势，会夹裹整个地带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宁祥和。

至于长时间，戚继光认为一代人的时间足够大明将铁路修到这里，而当铁路修到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贸易是件很神奇的事，在过去，丝绸之路撑起这片土地的繁华，但在如今，贸易意味着世界。

就像戚继光偶尔会担心海外军府尾大不掉，紧接着就被这一想法逗笑——没人能抛弃大明。

东洋、西洋、南洋，离开大明什么都不是，纵然有诸多五金资源，可它们依旧离开大明什么都不是。

恰恰相反，与大明连在一起，它们就拥有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的市场、整个世界的港口、整个世界的城市。

在戚继光眼中，陆地上的铁路，就意味着这些，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戚继光的战略思想。

他们不需要频繁地以横扫之势进攻行军路线上经过的每个国度、每个部落，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仅需贸易，大势就会夹裹着毁灭拒绝他们的一切。

继而改变整个世界。

戚继光认为只需要保证行军路线的安全，并在其上修造铁路，修建一条起自辽东，终至乌拉尔山的弧形铁路，将整个北方包裹其中。

将来需要做的就只是通过铁路不断移民、蚕食北方即可，而南方铁路沿线的诸国则可以贸易手段拉拢、打压、扶植，即定万世基业。

所以他要给蒙古人的，是乌拉尔山以西，在山那边设立十五个指挥使司，作为抵御沙俄的最前线。

只不过戚继光千想万想也想不到，自己及陈布乌拉尔山两侧、绵延数百里兵阵，搁在古代能号称百万的大军，居然会被三千里之外的人利用。

这个人叫鲍里斯·戈东诺夫，在莫斯科，是伊凡四世儿媳妇的兄弟，也是沙俄五位摄政王之一。

万历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早上，伊凡四世死于莫斯科。

他最杰出且更加残暴的儿子伊万在三年前被自己失手打死，只剩下两个继承人，一个是弱智儿子费奥尔多，另一个是襁褓中的私生幼子季米特里。

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伊凡设立摄政会议，五个最强势的大贵族掌握摄政王的权力，他们都是权倾一时的豪门贵族。

搁在中原，这五个人就该叫顾命大臣了……只不过这儿可不兴忠孝仁义那一套，伊凡四世前脚死，五个摄政王后脚就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

国舅戈东诺夫与别利斯基大公支持费奥尔多继位，主张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可称作集权派。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大公与督军舒伊斯基则支持年幼的季米特里，主张扩大贵族权力，可称作废立派。

费奥尔多的舅舅，罗曼诺夫家族的扎哈林·尤里耶夫则站中间，寄望双方调解。

五大摄政王的意见不一，沙皇的傻儿子费奥尔多自然无法继位，在这种大事面前，明军助西伯利亚库楚汗歼灭叶尔马克部哥萨克的事变得毫无意义。

四月，乌拉尔山的要塞将遭遇敌军的消息送至莫斯科，五大贵族忙着调兵遣将，但又谁都不认真调兵遣将，两派人都想着如何从中攻讦对方，居中调停的扎哈林光是调和关系就费尽力气。

他们拟定集结六千部队在乌拉尔山西侧设防，不过这支部队才刚集结到莫斯科郊外，就被废立派的舒伊斯基煽动，跟着城内被煽动的贵族与百姓包围克林姆宫，举着火把要求处死集权派的别利斯基大公。

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不在于包围，而在于火把。

尽管莫斯科有坚固的石制城墙，但因传统的缘故，克林姆宫依然是木制的，不是紫禁城那种木制建筑、土木石制城墙，而是从内到外都是木制的。

克林姆，本就是木要塞的意思。

别利斯基大公虽未被处死，但经过此事也被贬离权力中心，被戈东诺夫多方斡旋，最终指派为这支集结军队的将领，作为乌拉尔督军前去划立防线。

至少在沙俄这边，戈东诺夫这一步，是把死棋下活了。

经历大举削藩、屠城诺夫哥罗德以及为夺取波罗的海南岸出海口持续二十五年的立沃尼亚战争，沙俄已元气大伤，并且大多数贵族皆认同不能再向西兴兵。

也有人不同意，比方说被伊凡四世打死的伊万太子，他就不同意，死因也是拿这个事向伊凡四世吵架，还骂他爹，结果把他爹骂急眼，就被打死了。

为今之计，他们只能大举向东。

戈东诺夫的打算，是让别利斯基大公领兵击退侵入乌拉尔山的‘西伯利亚库楚汗’，并进一步东侵，使其成为沙俄的英雄，以再度还朝。

同时他还利用戚继光的这支军队，极力在莫斯科渲染‘西伯利亚库楚汗’的威胁，声称他们有三万大军。

作为国舅，戈东诺夫深知自己虽有禁卫军的支持，但一切权力来源仍然是即将继位的外甥费奥尔多，可偏偏这外甥是个傻子，随随便便什么方法都能把他赶下台。

一旦外甥不能继位沙皇，自己一切权力都将化为泡影。

因此他很清晰地抓住了矛盾的关键点，另一个继承人，尚在襁褓中的私生子季米特里，并委派其母与季米特里作为监军，一起去找‘西伯利亚库楚汗’。

只要这个继承人死了，那不就只有一个沙皇继承人了吗？

说实话，别利斯基大公领兵离开莫斯科时心里对戈东诺夫是万分感恩戴德的。

直到他听说，乌拉尔的敌军多到让人数不清，传说中有三十万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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