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吧，你去安排吧。”韦宝笑了笑。

“嗯，我这就写条款，总裁要用印信，还得签字吗？”吴雪霞问道。

“用天地会的大印，签字就不签了，让谭疯子签署便可。”韦宝道。

“那恐怕不行，建奴肯定会觉得咱们没诚意。”吴雪霞道。

“先把条约送过去，建奴不会答应的，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要搞几个来回。”韦宝笑道。

吴雪霞点头，这点她赞成，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估计建奴也就是想先看看他们的态度。

吴雪霞很快草拟出了条约，给韦宝过目之后，用了天地会的印章，然后让传信兵给谭疯子送过去。

谭疯子按照吴雪霞的口信要求签了字，转交给建奴派来的人。

建奴的信使立刻飞马回报皇太极。

皇太极立刻拿了条约去给努尔哈赤。

“混账，岂有此理，马上打！”努尔哈赤这次反应很快。

这可能应该算是大明方面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建奴谈判。

虽然韦总裁代表不了大明，也没有要代表大明。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两线鏖战的困境，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四、宦官专权与党争。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在韦宝看来，一切问题均根源于经济，但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

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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