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还定下来，出版社的想法是想先找个杂志发表一下。”陆遥回道。

向他约稿的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既然是出版社，自然是要出版的。

别看如今这个时候文学爱好者众多，但非当代名家的作品要热卖也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出版社在获得优质稿件确定出版之后，都会试着先找权威文学杂志发表，做重点推广，扩大一下作品的影响力，好为接下来的出版社单行本热卖打下基础。

“看来出版社对你这部小说很看好啊！”

陆遥不禁笑了起来，这部小说确实是他呕心沥血的作品，出版社的重视算是对他的才华和小说的一种肯定。

听着两人的对话，其他几人好奇的问起了陆遥的新作品，陆遥便对众人讲起了他的这部作品。

他的故事是以当代陕北的城乡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的主人公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悲剧，听得众人唏嘘不已。

“好故事！虽然还没看到小说，但光冲着陆遥的这个故事，小说一定错不了！”李拓称赞了一句。

众人也纷纷表示赞同，言语间对于陆遥的这部名为《人生》的小说充满了期待。

大家的称赞让陆遥有些羞涩，那羞涩的表情背后又带了些自傲。

他在面对这些出身于燕京的作家时总有些自卑，因此当他靠作品获得众人认可时，内心便有一种格外的自高自傲。

他的这种自傲并不以贬低他人为目的，只是为了抵消心中的自卑。

“你们就别再夸了，夸的我心里都没底了。”听了众人好一会儿夸奖，陆遥苦笑着说道。

他对于《人生》确实寄予厚望，可如今小说还没发表，众人如此盛赞，让他意识到这反而容易让他抬高了心理预期。

众人哈哈笑着，不再谈论《人生》。

李拓揽过话题，他今天带了石铁生和陈剑雨两位新朋友来。

陈剑雨原来是《电影艺术》的编辑，现在调到了影协，算是横跨电影和文学两个领域的人物。

今年夏天李拓妻子张暖心执导的体育电影《沙鸥》上映，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女排运动员沙鸥经历伤病、失败、爱人罹难的种种打击之后，依然坚强地重振精神，为排球事业奉献全部生命的故事。

这两年中国女排接连在世界体坛为国争光，在国内非常受欢迎，《沙鸥》本身的质量不错，再加上紧跟潮流，上映后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李拓和张暖心属于夫妻档，他参与了《沙鸥》剧本的撰写，在拍摄过程中也给张暖心提供了很多帮助。

他跟陈剑雨是在燕影厂给《沙鸥》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认识的，双方相谈甚欢，因此成了朋友。

而石铁生跟李拓的渊源还要追溯到《十月》的创刊。

《十月》创刊于1978年，班底是燕京出版社文艺组的成员们，当时出版社跟燕京市创作联络办公室都在一个院里办公。

这个办公室是文协恢复前的临时机构，《十月》创刊之后，为了吸引青年作者热心投稿，文艺组便与创联办经常一起组织活动，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业余作者。

这其中包括了刘昕武、李拓、母国政、刘锦云、石铁生等诸多后来声噪一时的知名作家，李拓和石铁生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识的。

石铁生是78年才开始尝试创作的，一开始只能在一些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比如西北大学的《希望》、燕京大学的《早晨》。

后来慢慢的，他的作品开始见诸于几家知名文学杂志上，变得小有名气起来。

今年夏天，他被查出肾脏出了问题，为了养病不得已辞了街道工厂的工作，每月微薄的薪水也没了，现在的收入一是靠政府的补贴，二是靠写作。

石铁生当年在陕北插队，他那双健康的好腿也留在了陕北。

说起来他们那一批到陕西插队的燕京知青，联系非常紧密，陆遥的妻子林达就是燕京知青，还有燕大77级中文系的吴北玲，也是在陕西插队的燕京知青，而且与石铁生关系莫逆。

“我能坚持下来写作这件事，真得感谢北玲。前两年，她经常放了学骑着自行车跑到我家，听我读我那些不成熟的作品，给我提供修改意见。”

石铁生提起了吴北玲，满脸遗憾，九月份的时候吴北玲已经启程去了美国留学。

石铁生又与张承治是水木附中的同学，只是双方差了三年，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

聊着过往的经历，石铁生突然回忆起一桩旧事来，说HWB这个名字就是当初张承治首先倡议的。

曾经搅动时代风云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了过街喊打的老鼠，张承治摆了摆手，不去谈这个话题。

话题聊的越来越热络，聊开了之后大家也不局限于谈及共同的朋友，开始聊起更深入的话题，热烈地讨论着苏联那段“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

苏联的解冻时期指的是1953年到1958年这段时间，斯大林当政期间，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进行了严格限制。

到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诸多政策进行解冻。

他以去斯大林化为起点，对周边邻国采取和平共处政策，解除对社会的监控和压迫，释放了大量被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的政治犯。

除此之外，他还废除了出版业严苛的审查制度、促进文化开放和繁荣，因此这段时间便被史家提炼总结为“解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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